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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钱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了?颠覆性认知

2017-5-19 22:51 分类: 黄金 | 阅读(2)

为什么我们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?因为货币越来越多了呗。但是,为什么中国的货币越来越多了呢?傅海棠先生的解释是:因为中国的经济建设,需要这么多货币。正是在货币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,中国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和发展。

但是,说起“货币永远涨”,触及了很多人内心的脆弱。尤其是他的“高房价有助于回收多余流动性”的论断更让不少人感到痛楚。所以,文章发出后,抨击和责骂的声音就一直没断。好在,东北调研期间,马明超先生诙谐地说:老傅,现在有人骂你了,这是好事情啊,说明你的观点被人重视了。

有了开放的心态就好办。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,吹毛求疵才有利于理论的完善。

什么是货币


翻开200多年前的学者论述货币的著作,简直无法卒读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算是一个历史性的高峰,在他看来,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——首先,货币是一种商品,其次,它是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。所以,它具有了交换媒介的作用。在马克思的定义里,所谓的货币,其实就是黄金。所以,货币才有了价值尺度、储藏手段、交换功能乃至世界货币的属性。在同一时期,马克思是否定纸币的功能的。

不止如此,在同时期的经济学者看来,货币的增多与减少是会直接影响到物价的。流通环节中有100份货币(金银),商品价格是100,如果流通环节中的货币增加到200份货币,则商品价格就会达到200。这种简单而直接的货币理论,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可笑啊。

可笑在哪里?在于前人所熟知的货币,全都是“硬通货”,从早期的普通的商品货币到后来的“金银天然是货币”,再到马克思时代甚至于费雪、凯恩斯时代,全世界都流行“硬通货崇拜”。货币是必须与实物挂钩的!即便是纸币时代早期,纸币也必须有所谓的黄金储备。你要让一些没有见过冬天的蚊子描述大雪的样子,怎么可能!

事实上,一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经济学家和货币学家都没有意识到天下的货币与此前大不同。传统的货币理论越来越无法解释经济现象。渐渐的,西方的“现代货币理论”开始引起人们重视。

按照这个理论,货币是“国家征税的凭证”。即政府为了征税,发行了货币,它表明政府同意国民(臣民)使用货币来缴纳税收。而这种模式,至少已经运行了4000年。换言之,在文明世界里,货币几乎天然就是政府征税的工具,而不是其它。

这个观点是不是很颠覆常识?可是它能自圆其说:政府支出货币,让它在市场中流通,纳税人则用这些货币来履行纳税义务。也正因为如此,政府可以偿还任何以该国货币支付的债务。一个主权政府不需要为了支出而借入自己的货币。

如果更进一步,货币其实是政府的负债。是一种可兑换为纳税义务的借据。你持有100元的货币,等于是政府持有了政府给你的借条。将来你要缴税的时候,只需要把借条还给政府就行了——记住这句话,这意味着你的全部货币,将来政府是完全可以回收回去的,通过征税的手段!

所以,按照现代货币理论,政府预算出现赤字,是天经地义的事情:任何政府,绝对不可能还不上自己借的钱。只有傻瓜政府才会实现预算盈余!负责任的政府是一定会通过财政赤字来促进社会生产的——注意,这个理论,岂不就是傅海棠先生所说的通过发行货币来促进劳动?

今天,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货币,早已不复过去的荣光:货币不再是金灿灿的黄金的符号,也不再是硬邦邦的硬币,更不再是华丽丽的纸币,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货币了。正如L.兰德尔.雷在《现代货币理论》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:货币政府税收驱动的,是法定的,根本无物支撑,也无法索偿。

但是,傅海棠先生并不完全赞成现代货币理论的描述。他认为,货币是政府信用支持的劳动凭证。它的定义是:当今世界的货币是由政府发行的,是一种劳动凭证而已。

在这个定义之下,货币就纯粹转化为对劳动的支持,转化为对劳动者的激励,而且变成了一个政府操控的可多可少的凭据符号。你手里的货币多,说明你劳动得多,反之亦然。而能衡量你劳动多少的,就是工资。工资:超出支出的报酬

于是,傅海棠给出了新的定义:什么是工资?工资就是劳动者获得的报酬,以货币计量,合理的工资的标准应适当超出劳动者正常支出。

工资的定义,隐含着社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。假设一个劳动者每个月花费1000元才能维持自己的消费和常规生活,则合理的工资水平应该是1200元以上。略多于支出,消费者可以形成货币结余。结余的货币,可以是储蓄,也可以转化为投资。

那么,什么是合理的支出呢?社会各个阶层、各个工种,劳动分工不同,劳动技能不同,劳动效率也不同,每个人便有不同的合理支出水平。比如,种地的农民,其年支出1万元便可以有不错的生活,那么,他土地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就应该大于1万元,比如,1.2万元。而大学教授,他支出10万元才会有不错的生活,那么,工资就应该是12万元。社会的工资标准,是以劳动者潜在合理需求而逐渐形成的。

但是,没有任何指标可以度量劳动者的“潜在合理需求”。在中国历史上,劳动者的实际所得只不过是聊以果腹的基础报酬,鲜少超出其基本温饱之外的报酬。1776年出版的《国富论》里,亚当斯密就曾描述,“中国劳动工资低廉,劳动者收入普遍难以维持家庭用度”,“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,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家民众的贫困程度”。在此种情况下,要谋求社会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清朝最后的崩溃也就可以理解。

由于劳动工资是由卖方(雇主、资本家)最终决定的,这就注定劳动者的工资归根结底就是维持生存之外略加成。而雇主所选择的劳动者则必然要求其实际产出大于劳动支出。于是,雇工、打工者天生就不可能成为富人。要发财,就别想靠打工了!相反,创业者、雇佣他人的人,则有极大概率成为富人。

小贸易者的利润也是由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决定的。但大贸易商却可以在此基础上雇佣更多劳动者。所以,中国早期的巨富无一不是商人。范蠡、胡雪岩即为代表。

毫无疑问,古往今来,雇佣人越多的行业或者企业,利润越大。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在于“劳动者报酬”的可浮动。

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,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工资相对比较高,而且在逐渐提高。想一下改革开放之初,农民的劳动力得到极大解放,劳动产出提高,但社会价格水平尚未有变化,农民的报酬增加,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工商企业。再后来,沿海地区改革开放,特区里的劳动者报酬大大超过内地其他人,引发优秀人才流入,产出才大大增加。再往后,全社会的铁饭碗打破后,全国劳动工资逐渐与特区一带接轨,最终形成了全社会相对稳定的工资体系,劳动者所得除了维持生计之外,尚可以有积蓄,可以投资,可以买房,可以抚育后代,社会生产力才得到大大的提高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改变消费观念改善生活条件

当工资超过支出之后,就形成了储蓄。有了储蓄,则有了利息。但是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、货币的不断贬值,目前的情况是很多人的工资都不够日常支出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、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还有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,提前消费已经在我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热潮,大到买房、买车,小到买手机、家电,甚至于买衣服、日常用品,都可以采取先借款后分期付款的方式,进行提前消费,“贷”你享受生活:微不足道、信心满满、公众人物—蜜蜂运金可解你燃眉之急,玩转信用卡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,玩转网络金融市场,“贷”你踏入你想要的生活。

利率:货币的租金

在傅海棠看来,物物交换时代是不需要货币的。你种大蒜他种玉米,俩人互相有需求,以玉米换大蒜,非常简单。随着分工的深化,需要交换的东西越来越多,才出现了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。在硬通货时代,货币(硬通货)是长期供给不足的,劳动者所获得的货币低于其实际所需,无法形成有效积蓄,所以劳动生产率也不高。而且由于富豪巨商囤积货币,最终使得社会硬通货严重匮乏,劳动产出严重不足,才会出现改朝换代的动荡。

在纸币时代,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后,货币的“锚”由具体的实物转变为虚化的“国家信用”,货币的供给摆脱了束缚,货币数量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。此时,物物交换的本质已经逐渐淡化,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货币化。当工资大于生活支出时,人们才有了更多的积极性去劳动。

渐渐的,每个人手里都有了结余的货币,存到银行里去,就是银行的储蓄来源。对银行而言,储蓄是它对客户的负债,等于是借客户的货币,其目的是贷款出去生息。储蓄的利率,等于银行愿意付出的借款成本。贷款的利率,隐含社会资本的报酬率。傅海棠先生说:贷款利率,等于货币的租金。能赚钱的人,愿意付出更高的租金来贷款。

傅海棠认为,健康的社会,应该尽量实施较低的利率水平甚至是0利率,目的在于让创业者敢于借钱来投入生产。这样做,有利于社会的发展。同时,较低的利率,才有助于让人们扩大消费,而不是储蓄。因为储蓄本质上是被食利者得到了,利率太高,等于鼓励不劳而获。

“劳动创造财富”是傅海棠经济学理论的核心。工资是对劳动的奖赏。奖赏的工具是货币。货币可以刺激人们生产。所以,适当增发货币,有利于经济发展。实施超低利率,才有利于创业和生产。

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,社会上的货币越来越多,岂非不言而喻?货币为什么会越来越多

如今的人们,总是不愿意动脑子,动辄就用M2(广义货币)来定义中国的货币,而且根据这个数字来说明货币越来越多。更常见的,就是M2/GDP变成了一个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的指标。这是不合理的。

傅海棠认为,中国的经济规模被严重低估了,用M2/GDP来衡量货币超发与否是不合理的。比如,中国造的高楼大厦和公路桥梁那么多,远远超出美国,凭什么中国的GDP就不如美国多呢(有人做过统计,中国的建筑GDP还不如美国多)?既然如此,用M2/GDP来做判断就是错误的。

对此,中国人民银行的李斌、伍戈在《信用创造、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》一书中,比较详尽地考察了M2与GDP比值的关系。他们发现,中国东亚地区各国的M2/GDP的比值都比较高,比如,2012年数据,日本为2.38,中国台湾为2.37,中国才只有1.87,而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都超过1.40。相比之下,美国为0.66,俄罗斯只有0.44,巴西、印度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也都低于1.0,只有欧元区的水平,才刚好在1.0附近。

为什么东亚地区的比值很高呢?此前傅海棠先生凭直觉认为,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较大的国家,M2水平理应比较高,反之则不然。看数据似乎不是这样的吧?

李斌、伍戈研究后认为,东亚地区的融资结构过分依赖于银行贷款(间接融资占比比较大),同时,储蓄率比较高,由此形成了较高的M2/GDP。而在欧美国家,企业融资模式多元化,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占比很高,就不需要那么高的M2。

我倒觉得,李斌和伍戈的研究,解决了分子的问题,却没有考虑分母的问题,或许是一个缺憾。比如,前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GDP,考虑的是本区域内的经济规模,但是,除了马来西亚外,其余都是外向型经济模式,海外资产庞大,会不会导致GDP这个指标本身不合理呢?

当然,他们的结论没有问题。因为M2的定义,本身是个过时的指标。1950年代之前,社会上还没有广义货币的概念,人们能接受的只是钞票、现金存款等狭义货币的说法。1957年,英国的《拉德克利夫报告》之后,广义货币才逐渐登上金融舞台。讽刺的是,英国1970年开始公布M1、M2等指标,1992年之后已经彻底放弃了M2数据的公布。美国人还多了一个M3的指标,10多年前也已经不再更新。而这些被欧美人基本放弃的指标,却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圣神。

为什么呢?我们看看定义就知道了:

M0:流通中的现金。想一想,现在还有多少现金在流通中!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是不足7万亿元!这个指标目前有任何意义吗?我没法想象的是,在电子时代,中国的流通中的现金竟然一直在增加!这只有两个解释:其一,一些现金被海外居民储存起来了;其二,大量赵德汉那样的官员把现金存在了床铺下。

M1:流通中的现金,加上企业的活期存款。这个指标原来设想是反映可立即变成购买力的现金。可是,今天的中国,企业的活期存款流动性远不如居民手里的那个手机。以前的时候,银行里的居民活期存款,取出来是不方便的,不会马上变成购买力。但是,今天的银行活期存款不是可以立即如果要反映“即时购买力”,M1难道不该加上手机支付潜力吗?

M2:前述M1加上所有银行存款,包括居民储蓄存款。这个指标是为了反映社会中的货币总量。但这个指标的问题是很大的。尤其是在电子化时代,用这个指标来作为货币总量,是很荒谬的。

比如说,银行有居民存款1亿元,决定贷款甲企业。甲企业贷款到帐后,货币根本就没有挪窝,仍旧在银行(也可能是别的银行)的账面上。但是,仅仅因为贷款行为发生,中国的M2就会从1亿元直接变成2亿元!再然后,银行存款从1亿元变成了2亿元了,如果不加限制,它还可以贷款2亿元的。为了限制一下,央行要求它缴纳存款准备金。在16.5%的保证金比例下,理论上,1亿元储蓄完全不挪窝,可以变成储蓄6亿元,这意味着M2增加了5亿元!

当M2增加5亿元的时候,有什么变化吗?没有,钱原封不动,但是,M2多了。用M2/GDP就显得中国货币增发了。更有甚至,还在做M1M2剪刀差的研究,岂不荒谬!

所以,如果你一定要用M2来作为中国货币超发的数量,就省省吧。这就是当代货币理论的新趋势——信用货币。这个词儿,与现代货币理论有不同的地方,就是所有货币,都是银行信用创造的。李斌和伍戈认为,在货币信用主要由银行创造的情况下,存贷差、存贷比、货币成熟,其实都没有意义。赵宏瑞在《中国货币总量论》里甚至直接说:贷款创造货币,货币根本不是央行发的,而是银行创造出来的。

当然,李斌和赵宏瑞分别从不同渠道入手来论证,中国的货币之所以多,与央行的外汇储备制度有关:出口100美元货物,你就发100美元对应的人民币700元,然后银行就创造出5倍的贷款(假设存款准备金率是20%)。于是,每出口100美元货物(当量700元人民币),中国的社会就多出来3500元人民币的M2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创造那100美元货物的人民币700元其实还在国内。在这样的制度下,中国出口越多则货币必然越多——这是唯一可诟病的地方。

可是,为什么中国的出口会那么多呢?根子在汇率上。汇率:劳动效率的比值

按照傅海棠的定义,货币是一种劳动凭证,工资是超出其支出的劳动报酬。这两个定义如果合并,则一国货币就必然是反映劳动者生产能力的金融符号。本国如此,他国也如此。于是,两国之间的货币,反映的就不只是购买力,而更主要是劳动者效率的一种比值关系。傅海棠的原话是:汇率就是劳动效率的比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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